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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地法则 为社会契约补充一份自然契约

  米歇尔·塞尔(Michel Serres),法国哲学家。生于1930年,曾从事航海活动,后任巴黎大学、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,现为索邦(巴黎一大)科学史教授。主要著作有《自然契约》《罗马,基础之书》《赫尔墨斯》(五卷)《关于儒勒·凡尔纳的青春》《雾中的信号,左拉》《雕像》《寄生虫》等。

  每到冬季,肆虐中国的雾霾总是如期而至,牵动着人们内心深处的敏感神经。普通人每日被迫在浓浓大雾中急切地穿梭,期盼尽快远离那注定无法远离的肮脏之物——空气。更让人绝望的是,面对这一切,我们所能做的唯有等待,等待寒风的眷顾。长久以来,人自诩为万物之灵、自然的主人。可如今,主人为何变得如此不堪一击?环保专家们可以给出一整套说辞,普罗大众在街谈巷议中也不乏真知灼见:人的欲望无限膨胀,肆意榨取自然,人类中心主义,科学技术的副作用……但是,法国哲学家米歇尔·塞尔(MichelSerres)的《生地法则》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思考。

  在中文世界,米歇尔·塞尔的名字是陌生的。在《生地法则》之前,他只有一部作品《万物本源》被介绍进来,而这已是二十年前的事。即使在英语世界,他也远不及自己的同事好友如福柯、德里达那么声名远播。到目前为止,塞尔已经出版了多达七十多部著作,它们涵盖哲学、数学、物理学、历史、文学、神话、生态学等主题。在等级森严的分科时代,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方式对于任何读者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。另一方面,塞尔的文风诡谲,满是散文、寓言、故事,这与学院派的精致性和严格性要求格格不入。与德勒兹一样,塞尔坚信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创造。创造必然挑战当下,冲击人们习以为常的思想方式。那么,关于环境问题,塞尔的创造性思考是什么?

  人类文明始于何时?对此,历史学家们莫衷一是,但哲学家有自己的见解。两百多年前,让·雅克·卢梭在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》中写道,“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:这是我的,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,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”。按照卢梭的看法,文明始于圈地运动,圈地意味着据为己有。可是,这批文明的奠基者是通过什么方式圈地的?挖沟渠、打树桩还是立栅栏?都不是。他们采取的是最原始的生理活动:撒尿。于是,塞尔提出了生态学版的卢梭理论:“第一个人决定在一块土地的周界上撒尿,以此圈出那块土地,他成为了土地的第一个占有者,同时也是第一个污染者”。若文明始于圈地,圈地的方式是撒尿,那么“弄脏它”就是文明的真正前提。

  许多动物用排泄物如尿液与粪便以宣示对某块领地的所有权。养猫的人都知道,猫至今还保留着这一习性,尽管已经驯化了数千年。同样,我喝过的咖啡因为沾了我的口水而成为我的,别人不会拿去饮用。为保卫国家,英雄们抛头颅洒热血。被鲜血和尸体污染的领土昭告世人,谁才是它的真正主人。甚至,男性占有女性也不例外,用精液弄脏女性的阴道。塞尔模仿卢梭的口气说道:“第一个在阴道内的人会说,‘这个器官属于我’,结果发现女性竟然很天真地就相信了他的话,就这样,他成了这个器官永远的主人。”尿、粪、血、精液——人类通过污染而占有,借由肮脏而推动文明。

  可是,今天人们关心的肮脏之物并非身体排泄物,而是核废料、工厂垃圾、空气中的化学毒素、重金属水污染……这些肮脏之物已远远超出了生理范畴。那么,从身体排泄物到工业排泄物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?与生理污染一样,工业污染同样是为了占有。造纸厂将废水排入河流,发电厂将废气排入大气层,垃圾处理厂将垃圾掩埋地下……表面上这些行为与占有无关,但那里的水将无法饮用,那里的空气将令人窒息,那里的土地散发着恶臭。烟囱、下水道、排污口、垃圾站、排气管——所有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“肛门”。所以,自称文明的现代人“从未摆脱动物的下半身”。

  近代伊始,笛卡尔宣称人是自然的主人,康德宣称人为自然立法。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:使下半身活动合法化。与传统社会不同,现代人不再是“Dasein”或“beinghere”,而是“beingeverywhere”。海德格尔的“此在”代表的是农耕存在论。为居住于此,你只需弄脏一片有限的领地。如今,伴随着人类活动的全球化,污染也变得全球化。无处不在的现代人弄脏的不再是某块地,而是整个地球。

  所谓危机有何征兆?河流散发的臭味,空气中令人窒息的毒气,逐渐融化的冰川,上升的海平面,温室效应,生物多样性的消失……这些无声的抗议来自何处?“生地”——生命与大地,又可称作“WAFEL”,即水、空气、火、大地、生命的总称。“通过污染而占据”是一场双方游戏。我圈地以排斥他人,通过弄脏某物而宣示“这是我的,不是你的”。

  可是,在圈地运动中,似乎有谁缺席了?不错,生地。这种缺席曾经是理所当然的,并在笛卡尔与康德那里获得了合法性。人是主人,自然是奴隶,人是主体,自然是客体。既然如此,谁会在乎奴隶或客体呢?圈地运动重在“圈”,而非“地”。首要问题是“谁拥有”,而非“拥有什么”。现代政治学、哲学、伦理学只有一个问题,那就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争吵、斗争、仇恨。在此,完全没有生地或自然的位置。主人难道要考虑奴隶的感受吗?马克思把人规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,似乎空气与水微不足道。

  在这场延绵至今的双方游戏中,生地始终默默承受着被弄脏的命运。然而,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,随着人类控制力的空前提升,随着垃圾的全球化,生地这个曾经的客体与奴隶开始反抗:水不再清澈,空气不再清新,气候不再宜人……讽刺的是,自然的反抗恰恰是人类“强力意志”的结果。突然之间,黑格尔的“主奴辩证法”开始运作:曾经的奴隶越来越像主人,曾经的主人越来越像奴隶。我们面对雾霾时的无力感与脆弱感就是最形象的例子。

  如何走出“危机时刻”?塞尔的想法是将双方游戏扩充为三方游戏,为“社会契约”补充一份“自然契约”。如果签订“社会契约”是为了结束“一切人反对一切人”的战争状态。那么签订“自然契约”便是为了结束“一切人反对一切非人(nonhuman)”的战争状态。自然契约这个概念本身意味着认可自然的主体地位,不再视其为奴隶,实现主奴关系的和解。

  可是,这不是太过美好的浪漫主义幻想吗?自然在哪里?她会说话吗?她能在合同上署名吗?绝无可能。我们不应以拟人化的形式寻求自然的本真状态与声音。它需要代言人。谁能代自然说话?“所有了解它并为之倾其终生者”,特别是科学家。塞尔的这个回答出人意料。科学家难道不正是将世界还原为客体的施暴者和共谋者吗?他们难道不正是笛卡尔的子嗣吗?的确,这样的人是无可救药的。但请别忘记,近代科学并不是唯一的知识形态。“生命与地球科学”将成为未来的知识中心,它代表着一种不同于数理科学的新科学。这种科学将使用生地语言,它在生地与人的共生关系基础上聚焦于万物之联系,而不是斩断联系。

  可是,谁能担保这类科学不会再次垄断知识?谁能担保这类科学家不会成为新的权贵?谁又能担保他们不会独霸代言人之位而排斥异己?为此,必须诉诸真正的民主。如塞尔所言,“真正的民主不仅使获取信息成为可能,而且使得人们的参与变得活跃起来”。在三方游戏中,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成为“生地居民”,充当生地的代言人,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。这场游戏更是一场集体游戏,每一位生地居民都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,并竭力防止它沦为权贵的独白,无论他们是知识权贵、经济权贵还是政治权贵。

  法国在某种程度上落后的唯一方面,是我们称作逻辑的学科,而这,仅仅是因为战争,战争中许多伟大的逻辑学家都牺牲了;不少逻辑学家死于1914年战争,另一些则丧生于1939年战争。但是,除此之外,一直以来,法国哲学都有着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视野。真正延续的法国传统,我希望自己延续的传统,是笛卡尔、奥古斯特·孔德、狄德罗和柏格森本人的传统,对于后者来说,哲学必须具备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基础。也就是说,哲学家必须是一个通晓数学、物理学、化学、生物学等学科的人,就像在奥古斯特·孔德研究进路中(要求)的那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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